从“深圳墟”到“深圳市”—— 中国“模范城市”中的历史传承
清代新安县全貌图（约1685年），图中东西两端分别为大鹏守御千户所（大鹏所成）
和东莞守御千户所（南头古城）
来源：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广州市档案局，广州市越秀区人民政府. (2003).《广州历史地图精粹》.
北京：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
杜鹃
DU Juan
香港大学建筑学院副院长、城市生态设计研究室主任，《深圳实验》（哈佛大学出版社，2020）作者
全文刊载于《建筑实践》2020年11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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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1 前言
“深圳”这个地区自西汉以来就是重要的区域海防军事及政治中心，有着悠久的历史文化，并对当下深圳城市的快速发展产生深远影响。至少从明代开始，“深圳”一带的村庄和墟市就已广泛存在并相互影响、繁荣发展。“深圳墟”是其中最具代表性的一个墟市。围绕“深圳墟”的形成与变迁，本文以点带面地对“深圳”从数百年前延续至今的村城互动与演进展开回顾。
“深圳”，在东晋时期称宝安县，明清时期称新安县，属广州府管辖，其范围大体包含今日的深圳、东莞及香港地区[1]。明清时期的深圳墟周边村庄密布，是新安县范围内颇为繁华的一个墟市。到了清末及民国时期，深圳墟处在当时深圳镇的重要地理方位上，紧挨深圳河，交通往来便利，商贸发达。当时的深圳镇涵盖了今日罗湖区的大部分区域。罗湖区则是深圳建市之后最早的城市中心，而古代的“深圳墟”则位于今天深圳市罗湖区东门一带的中心位置上。改革开放后深圳建市，罗湖区是当时的城市中心，而近代的深圳镇涵盖了今日罗湖区的大部分区域，深圳墟则位于今天深圳市罗湖区东门一带的中心位置上。
深圳墟的地理方位及历史上各个时期“深圳”的边界范围
来源：作者绘制
02 深圳前史
据史籍记载，“深圳”这一地区的发展变迁至少可追溯到几千年前的西汉。汉武帝时期（156B.C.—87B.C.）因珠三角盐业发达，朝廷已在今南头一带设立番禺盐官收税，史称“东官”。这便是现今深港地区历史上最早的重要行政管理建制。到了三国吴甘露元年（265），政府在今南头古城设立司盐都尉，修筑“司盐都尉垒”，那时已有盐民在今深圳市沙井一带活动。东晋咸和六年（331），朝廷开始设立宝安县，县治就设在今日的南头[2–4]。
对于“深圳”地名的考究，有学者研究指出其可能始见于明永乐八年（1410）的史籍。“圳”指田间的水沟，“深圳”因村庄的农田间有一条深水沟而得名[5–6]。自明朝初年，今日深圳市罗湖区一带的蔡屋围、湖贝村、向西村、水贝村、黄贝岭村、罗湖村、笋岗村、布心村等村庄相继建成。之后陆续有外地人迁徙到了这些村庄所围绕的中心地带谋生并搭建屋寮栖居。到了明代中期，这些村的族人开始在村庄之间的地方建起集市，展开贸易活动，遂形成“深圳墟”，到了清末便发展成了深圳镇[7]。历史上“深圳墟”位于今日深圳东门一带的位置。深圳人亲切地称东门为“老街”，它是今日深圳市最为繁华的商业区之一，容纳了众多富有活力的店铺以及高端时尚的购物商城。
03 新安县与“深圳墟”（1573—1910）
明万历元年（1573），朝廷因扩建东莞守御千户基地而设立新安县，县治仍设于今日的南头[1]。万历壬寅年（1602）出版的《广东通志》中出现了“月岗屯墟”（今桂园路及蔡屋围一带）和“下埗墟”（今南园路下步庙一带）的记载，但此时尚未发现有“深圳墟”地名的确切记载[8]。一直到了清代，康熙版《新安县志》（1688）中记载：“康熙七年（1668），新安沿边奉设墩台二十一座”，其中就包括深圳、南山、盐田、大梅沙、小梅沙等墩台，这些地方后来逐渐发展成了一个个人口集中的墟（集市）。此县志中明确记载了“深圳墟”这一地名[9,1]。有研究显示，清乾隆、嘉庆年间（1736—1820），在今日深圳市的范围内就已出现36个墟，包括较为繁华的深圳墟，拥有东西南北四门。因周边遍布大大小小的村庄，每逢农历带“二、五、八”的日子，这些墟市便迎来了热闹的赶集日[7,10]。墟市的繁荣亦反映了人口的兴旺。据后来重修的嘉庆版《新安县志》（1819）记载，从1669至1818的150年间，新安县的人口增加到了20余万人，村庄865个[11]。
康熙27年（1688）出版的《新安县志》中出现“深圳墟”
现藏于中国国家图书馆
约清嘉庆二十一年（约1816）
《广东全省舆图》（局部）标注出了“深圳”的地点名称
现藏于大英博物馆
清嘉庆二十四年（1819）《新安县志》中的《海防图》
展示了今日深圳和香港地区的区域格局
1866年《新安县全图》
来源：意大利传教士佛伦特里绘制，中英双语
现藏于深圳市档案馆
清光绪年间（1875）今深圳东门一带的墟市与村落分布情况
来源：P.H. Hase. (1990). “A Village War in Sham Chun.” Journal of the Hong Kong Branch of the Royal Asiatic Society, 30, 265-281. 作者重绘
自西汉至清，“深圳”这一地区一直具有重要的政治军事及商业地位。清光绪二十四年（1898），清政府与英方签订了不平等的《展拓香港界址专条》，英国强行租借了深圳河以南的区域，连同235个岛屿共984.53km²的土地，期限99年[12]。时任港英辅政司史超活·骆克（James Stewart Lockhart）曾主张把深圳河以北的深圳地区划入租借范围，他在1898年的《香港殖民地展拓界址报告书》中提到，“深圳”是新安县具有影响力的政治及商业中心[13–15]。
深圳地区墟市的繁荣发展离不开与周边众多村庄的互动与支持，“深圳”亦逐渐发展成为一个重要的区域政治和经济地理空间节点。1911年，广九铁路完工通车，在今东门老街一带设立了深圳墟火车站，促进了深圳和香港的贸易往来，亦拉动了深圳地区社会经济的发展。位于大清国与英国殖民地的香港分界线上的深圳墟，商业地位变得更加重要[4,6]。随着罗湖火车站于1913年的建成启用，深圳墟一带的商业街，如当时卖农产品的谷行街（位于今解放路）、卖小吃及杂货品的维新路（位于今人民北路），以及永新街、南庆街等也迅速获得发展，形成了今日深圳市罗湖区老城区的基本格局[4]。
1911年10月广九铁路完工通车时
位于今东门老街一带的深圳火车站
来源：Wikiwand，开源历史照片
民国三年（1914），因与河南省新安县重名，新安县复称为宝安县，且县治设在今日的南头。民国二十年（1931），政府设立了深圳镇，其行政管辖区域涵盖了近10km²的村镇集市，包括东边的深圳水库，西侧的蔡屋围、笋岗村，南边的罗湖村、渔民村，以及北侧泥岗村、银湖一带等[7]。
05 新中国成立后至改革开放前的深圳（1949—1978）
1949年，新中国成立后“深圳”的第一个行政机构——深圳镇人民政府在东门（深圳墟）成立，粤赣湘边纵队一支队三团政治干事陈虹被任命为首任镇长[16]。20世纪50年代的东门老街正处于深圳镇的中心位置。成立于1950年的罗湖边检站进一步增进了中国内地与香港间的交通，使深圳镇持续繁荣发展。因深圳镇交通便利、贸易往来频繁、人口兴旺，宝安县政府（1914—1978）于1953年由南头迁至深圳镇（今蔡屋围一带）[17]。
回顾历史，至少从清初开始，深圳墟便一直是方圆数十里范围内重要的商业集镇，而这也反映出其周边村庄及人口的繁荣兴盛。由周边数个村庄支持建立而起的深圳墟及深圳镇，持续扮演着联结深港两地重要地理节点的角色。1957年，政府开始重建罗湖桥铁路桥，进一步便利了广九、京九线上货运列车的往来。
06 改革开放，深圳立市，特区成立（1979—1989）
1979年3月，国务院正式批复广东省宝安县改设为深圳市，最初划分为罗湖、南头、松岗、龙华、龙岗、葵涌6区，当时整个深圳地区约有30万人口。同年，文锦渡口岸作为中国的一类口岸开始对外开放，蛇口工业区亦开始破土动工。1980年8月，深圳经济特区成立。1985年3月，深圳特区管理线（“二线关”）通过国家验收并启用。该管理线以东边的大鹏湾畔背仔角为起点，沿梧桐山延续至西边南头安乐村姑婆角，总长84.6km的检查线共设17个站所[4]。同年5月，罗湖口岸联检大楼竣工启用，成为当时全国规模和旅客流量最大的旅检口岸[18]。
改革开放后，深圳的城市规划与建设逐渐步入正轨。但鲜被人提及的是，深圳的城市空间规划一直深受着这片土地上那些具有悠久历史的村庄与墟市空间形态的影响。1982年和1986年编制的深圳经济特区总体规划采用的“带状组团”空间结构，在当时被认为是中国城市规划的创新，并为其它城市的规划建设提供参考[19–21]。但这一空间规划结构的形成很大程度上也是基于深圳的自然地形条件及当时的村庄路网[17]。这些星罗棋布的村庄自古以来就与“深圳”这个地区的城镇发展融合在了一起，并在深圳建市之后持续演绎着村与城的互动、交融及共同发展。
1987年9月，中国内地第一家证券公司——深圳经济特区证券公司在罗湖区成立。同年，深圳市在中国内地首次公开拍卖国有土地使用权，被拍卖的宗地就位于罗湖区。这一土地拍卖事件引发了新中国土地使用制度的改革，而《深圳经济特区土地管理条例》的通过亦标志着深圳在中国内地率先开放土地市场[22]。
07 蓬勃发展，城市更新（1990—2009）
步入20世纪90年代，深圳的城市基础设施建设及商业发展愈加蓬勃。1990年10月，中国大陆第一家麦当劳餐厅在东门开业[16]。邓小平于1992年在罗湖区的国贸大厦视察时，进一步肯定了深圳经济特区的发展成就，为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指明正确方向[23]。同年，所谓的“村城融合”步伐加速，深圳市委、市政府印发《关于深圳经济特区农村城市化的暂行规定》，对特区的农村城市化提出了具体的政策措施[24]。这一时期，许多村庄的农田被政府廉价征收用于城市基础设施建设，罗湖区掀起了一股建设高层建筑的热潮。1995年6月，位于东门附近的地王大厦（信兴广场）封顶。这座钢结构的摩天大楼高384m，共69层，为当时全亚洲第一高楼[25]。而这些村的居住用地（宅基地）则被现代化的城市建筑群所包围，形成了“城市里的村庄”的城市景观（城中村）。这些城中村充满了零乱的建设活动，低廉的出租屋和背景多样的人群，与整齐划一的都市面貌对比强烈。
自1979年深圳建市以来，政府廉价征收了2,000多个自然村庄的大部分农田，每户村民仅获得保留自建住宅楼的宅基地。深圳迅速发展的工商业吸引了大量外来劳动力。他们的租房需求为本地失去农田的村民提供了新的商机。村民在自家的宅基地上建起了违章的“廉住房”，原来进行耕作的村民“种”起了房子。房子建了拆、拆了建并不断变高，楼房间距也不断缩小，出现“握手楼”的奇特景观——这体现了需求与供应的市场经济法则和追逐利益最大化的膨胀心态。虽然当下城中村总占地面积仅为深圳全市土地的5% （93.49km²），但其建筑面积却占全市的1/2，为当下近1,200万（超过全市一半的人口）的外来人口提供了低廉而便利的居所[26]。这些打工人员大多数来自于中国各地的乡村，被称为“农民工”[27]。在这里，外来农民住进了本地农民的房子，而城市与村庄、农民与市民不断进行着互动，共同为这座城市的发展贡献着自己的一份力量。
城中村握手楼景观 © 图虫创意
自1996年，政府对处于原深圳墟位置上的东门老街步行街进行了重新规划及市政设施升级，在保留岭南骑楼的特色建筑外观的基础上，加强街区人文景观的塑造[6]。东门老街由“深圳墟”演进而来，在今日依旧繁荣发展，并成为后来罗湖“金三角”整体规划建设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其周边至今依旧存续的村庄（湖贝村、向西村、黄贝岭村、蔡屋围等）及居住在那里的大量外来人口，持续支持着今日“深圳墟”（东门）的繁荣。
08 基础设施完善，城市更新改革（2010—2020）
经过了30年的发展，深圳迈入了大特区时代。2010年，国务院批准深圳经济特区的范围扩大到整个深圳市，另一方面，深圳的城市更新步伐亦逐步加快。于2006年启动的蔡屋围城市更新项目在2011年完成，昔日城中村的“握手楼”被巨大而挺拔的现代建筑所取代——蔡屋围KK MALL及京基100大厦成为了深圳市的新地标[28]。新世纪的深圳不断探索、对外开放着。2013年11月，莲塘口岸正式动工建设，是深圳市第7个陆路口岸、罗湖区第3个口岸[18]。2015年，罗湖区成为深圳首个城市更新改革试点区，并颁布了《罗湖区城市更新实施办法（试行）》等政策以促进更包容和有效的城市更新。2016年12月，罗湖区人民政府启动“罗湖区国际消费中心建设‘十三五’规划”，深圳市委、市政府提出把深圳打造成国际消费中心城市，同时要求罗湖区利用自身优势，先行先试建设国际消费中心。昔日新安县的“深圳墟”，在今日成为了深圳市的“商业中心”。
KK Mail及京基100大厦，前身为蔡屋围 © 图虫创意
2019年，中共中央、国务院颁布了《粤港澳大湾区发展规划纲要》《关于支持深圳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先行示范区的意见》两个重要文件[29–30]。这意味着深圳将继续担当着中国改革开放的试验场及先锋城市，不断为中国向前发展探索着新模式和新道路。随着深圳建设先行示范区行动方案逐步落地，罗湖区的城市更新更是以建设可持续发展先锋区，全面推进旧改速度和改革步伐，构筑城市更新“罗湖模式”为目标，力争成为城市更新的国际新样本。
深圳市城中村空间分布现状图
来源：《深圳市城中村（旧村）综合整治总体规(2019-2025)》，深圳市规划和自然资源局，2019
09 以古鉴今，展望未来
古往今来，乡村与城市一直都保持着相互依存的紧密关系——传统上的农业和货物的交换使得乡村为城市的发展提供了基本生活资源，而在近代及当下中国的发展进程中，乡村与城市、农民与市民的相互影响与交融变得愈加复杂和广泛。改革开放后，大量乡村的剩余劳动力在市场经济的推动下融入到城市的各个角落并深刻地改变着城市。他们与城市居民共同建造并推动城市向前发展，共同体验着城市生活的新鲜与陌生，重新诠释了当下中国发展洪流中的城乡关系。这种“村与城”的复杂关系在深圳40年快速发展变迁中体现得极为明显。通过回顾“深圳墟”这一关键地理空间节点由古而今的演变历程，本文想要指出的是，在过往千百年来的历史进程中，村城相互渗透、共同发展的紧密关系自古以来就一直伴随着“深圳”这一地区的发展和演进，并在当下依旧延续与传承着。
如今，深圳已成为全国及许多发展中国家在城市发展建设中借鉴的“模范城市”，它过去40年惊人的经济增长速度及发展规模使人们往往忽略了其持续传承的历史和文化。其1979年之前的历史为后来的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并对其40年来快速的城市化产生着深刻影响。在学习和借鉴深圳的成功经验时，将其视作一个仅有40年历史的经济特区或城市是不准确、不恰当的。建市伊始，深圳的定位是一个经济特区，但随后很快演变成为一个复杂、多维的综合性城市。其工业区里各种开拓性的商业活动为城市发展做出了一定贡献，同时，这座居住着近2,000万人口的大都会，不仅为其他城市的发展建设在经济层面上提供重要的经验，更在社会和文化的传承上提供了宝贵的启示。深圳自身也应充分利用并传承其过往历史文化中的精华，从而在未来发展中继续取得卓越成就。
参考文献
[1] 王卫宾. 深圳掌故[M]. 深圳：海天出版社, 2013.
[2] 张一兵. 深圳古代简史[M]. 北京：文物出版社, 1997.
[3] 陈萍, 邓禅娟. 东莞古代盐业与沿海城镇的兴起[J]. 盐业史研究， 2010(4): 59–67.
[4] 刘深. 谁说深圳是小渔村[M]. 深圳: 深圳报业集团出版社， 2011.
[5] 曾观来. 谈深圳地名的演变与讹变[J]. 广东史志, 2018(04).
[6] 深圳市规划和国土资源委员会. 鹏城街话[M]. 广州：岭南美术出版社，2014.
[7] 廖虹雷. 井，街，市：从深圳墟到东门商业区[J]. 世界建筑导报, 2013(01): 18-20.
[8] 郭裴，王学曾，袁昌祚. 广东通志. 明万历版，1602.
[9] 靳文谟. 新安县志: 康熙版[M] //张一兵, 注解. 深圳旧志三种. 深圳：海天出版社, 2006.
[10] 夏晨风. 深圳与香港原来同属于一个县：清朝民国时期的广东新安县[Z/OL]. (2016-5-26).
[11] 舒懋官,王崇熙. 新安县志: 嘉庆版[M] //张一兵, 注解. 深圳旧志三种. 深圳：海天出版社, 2006.
[12] Ping-yee David Lung, Ho-yin Lee, Tsz-yue Enphemia Chow. The Changing “Rural” Setting of Hong Kong's New Territories in the 20th Century. The 15th ICOMOS General Assembly and International Symposium, 17–21 Oct. 2005, Xi'an, China.
[13] James Hayes. The Leased Territory in 1898[M]. Hong Kong: Hong Kong University Press, 2006.
[14] Anon. Extracts from a Report by Mr. Stewart Lockhart on the Extension of the Colony of Hong Kong[N]. Hong Kong Sessional Papers, 1899(9): 181–198.
[15] 刘存宽. 评骆克. 香港殖民地展拓界址报告书[J]. 广东社会科学, 2008(02): 92–100.
[16] 南兆旭. 深圳记忆1949—2009[M]. 深圳：深圳报业集团出版社, 2009.
[17] DU Juan. The “Southern Tours” That Changed China[M] // The Shenzhen Experiment: The Story of China's Instant City. Cambridge, Massachusett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20: 50–87.
[18] 中规院深圳分院. 深圳历史沿革. 2019.
[19] 深圳市城市规划局. 深圳经济特区总体规划简图[CM]. 1982.
[20] 深圳市规划局及中国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 深圳经济特区总体规划(1985—2000)[Z]. 1986.
[21] 深圳市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 深圳市城市总体规划[J]. 世界建筑导报, 1999(05): 20–27.
[22] 深圳市人大常委会. 深圳经济特区土地管理条例[Z]. 1987-12-29.
[23] Ezra Vogel. DENG Xiaoping and the Transformation of China[M]. Cambridge, Massachusett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11.
[24] 中共深圳市委, 深圳市人民政府. 关于深圳经济特区农村城市化的暂行规定[Z]. 1992.
[25] DU Juan. Towers by the Hong Kong Border[M] // The Shenzhen Experiment: The Story of China's Instant City. Cambridge, Massachusett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20: 161–194.
[26] DU Juan.The “Slum” in the High-Tech Garden City[M] // The Shenzhen Experiment: The Story of China's Instant City. Cambridge, Massachusett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20: 265–304.
[27] DU Juan. Min Gong: City Builders, [J]. Domus, 2004(873): 58–69.
[28] DU Juan. Nail House on “Wall Street”[M] // The Shenzhen Experiment: The Story of China's Instant City. Cambridge, Massachusett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20: 195–231.
[29] 中共中央, 国务院. 关于支持深圳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先行示范区的意见[Z]. 2019.
[30] 中共中央, 国务院. 粤港大湾区发展规划纲要[Z]. 2019.
除注明外，本文图片由作者提供
采编 / 徐抒文 罗靖琳 周淑倩
新媒体编辑 / Elric
视觉 / Sa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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